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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若干问题探析

作者:刘远尧  发布时间:2013-08-29 09:09:18


    论文提要: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讨论的热点。这两大热点都可以在刑事和解政策中体现出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刑事司法应当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冲突双方、有利于平息矛盾的司法框架,以刑事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笔者从刑事和解的价值诉求、刑事和解的属性、刑事和解的价值理念以及刑事和解的利弊等方面为切入点,谈谈自己的认识。刑事和解理论以其制度理念本身的“以人为本”观念而频频被学术界和司法界关注,成为我们反思现行司法制度、重构刑事司法模式的重要借鉴。它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法律价值,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关键词:刑事和解    制度理念    问题探析

从社会大众的心理来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理性目光所取代。不少被害人认为:“我已经收到伤害了,让他走进监狱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且,作为被害方还为被告人刑满释放后会不会出手报复而担惊受怕。从犯罪心理学角度上看,某些偶然失足的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追悔莫及,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以期对方的谅解,以换来自己家庭的稳定和良心的安宁。而通过刑事和解达成的这种“对话”平台,正好契合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诉求。

    一、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的价值诉求。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

    1、中西和谐文化传统的交汇 

在我国,和解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合”文化①。 和合文化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人与自然保持“和合”的关系,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③,即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次是人与人之间保持“和合”的关系,强调社会关系的和睦融洽,避免争斗、纠纷,古代先贤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封建时代,一方面对于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实行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民间调解和诉讼和解受到普遍重视,对一些属于私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细事”甚至不予受理,让乡里或宗族调和解决。

    如果说中国和解理念来源于对“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的崇拜,那么西方的和解观念就与宗教有不解之缘。以对西方主流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基督教为例,其所宣扬的忏悔、赦罪、原谅、宽恕,甚至爱自己的敌人的观念在基督教的《圣经》中俯拾可见:“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 ;“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 ;“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的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等等。西方恢复性司法潮流所强调的倾听、沟通、谅解、悔过理念如果深究其本源,也可以说是宗教中宽恕与忏悔观念的延伸。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还是西方宗教中的宽恕、博爱观念,都十分推崇和缓、宽容的纠纷解决方式,倡导人们化解冲突,和睦友爱相处。在冲突解决过程中既承认矛盾、对抗,又力图达成共识与和解,这恰恰成为不同文化传统所共同崇尚的理念和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最初脱胎于民间习惯,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生发土壤和广阔的适用空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它对于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减少上诉、申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2、被告人与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 

    主体性理论作为反对封建专制时代将被告人视为客体的诉讼制度的有力武器,对普及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理念具有重大意义,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法学家和立法者们对在封建国家权力的庞大阴影之下遭受严刑峻罚威胁、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刑事被告人境遇进行了深刻反思,以自由主义和社会契约等政治理论为理论基点,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地位的刑事诉讼原则和制度,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等都显示了对被告人弱势地位的有力支持和制度倾斜。以主体性原则为依据,诉讼法学领域又引申出了司法主体性理念④、程序主体性原则⑤、当事人主体性原则⑥等理论。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承认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的理念几乎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标志性理念,已被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所接受。 

    在被告人的主体地位被强调和关注的同时,刑事诉讼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却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此种状态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影响。主流刑法理论界长期将所有刑事犯罪视为个人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侵害。黑格尔很早就从哲学角度论述了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他认为,对社会成员中一人的侵害就是对全体的侵害。侵害行为不只是直接影响受害人,而是牵扯到整个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意识⑦。马克思对犯罪的论述显然是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他说:“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的,犯罪和现行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⑧。”因此,对犯罪的追诉和惩罚是对国家、社会利益的维护,而国家、社会利益包含了个人利益,追究和惩罚犯罪也就自然实现了被害人的利益,所以被害人利益就只能是刑事诉讼的附带保护利益。 

    由于种种历史误会和理论偏颇,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但主动追究犯罪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直接与加害人和解,沦为刑事诉讼中的“被遗忘的人”。事实上,主体性理论作为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所探讨的一直是一般人的基本特征问题。既然被害人具有一般人的属性,又是具体刑事纠纷中的一方,就不容置疑地也应当具有主体性,其自主意志和权利也应当受到尊重,特别是当维护被害人的权利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不相矛盾之时。在诉讼中强调主体性原则应当是所有诉讼当事

人的主体性都受到尊重,如果矫枉过正,过于偏重被告人,将本应该重视和保护的被害人抛到一边,就会犯买椟还珠的错误。

    3、恢复性司法理念本土化体现

    恢复性司法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推进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以修整、恢复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目标,通过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他主体之间积极主动的沟通和交流,让犯罪人有机会通过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尽快改过自新、融入社会,同时使得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有效的补偿,使被害人受犯罪影响的生活能够尽快回复常态,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⑨。恢复性司法产生的现实原因:一是从人力与财力上,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投入大量成本却在犯罪治理方面收效甚微,同时,监狱还人满为患;二是,被害人在传统司法中被遗忘⑩。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恢复性司法应运而生。历史的使命感使它更侧重于通过刑罚方式的变迁,吸收被害人参与到刑罚的实际执行过程,目标则在于减轻刑罚执行上的现实压力以及弥补传统惩治犯罪方法的不足。相应的,它所带来的影响冲击了传统的犯罪观念,被害人的加入改变了犯罪的惩治过程,也改变以往对犯罪的认识,犯罪不再只是侵犯国家利益的有害行为,也是侵犯被害人利益的一种侵权行为⑾。这一制度及其理念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很好运用,取得了很好效果,降低了司法成本,犯罪人改造效果提高,被害人满意度也提高。而反观我国,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涉法涉讼上访,申诉缠诉事件大量增加。更有甚者,那些难以承担被害损失之重负的被害人,若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补偿,很可能会形成社会不稳定力量,引发新的犯罪,(例如广州火车站附近的“背包党”成员有些就是由被害人转变而成的),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此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在推行恢复性司法的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主要形式包括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也就是,由一个受过司法训练的协调人把被害人和罪犯召集起来,通过他的协调,促进二者之间的洽谈,被害人讲述他的受害经历及因犯罪行为而遭到的损失和伤害,犯罪人则解释他的所作所为及行为的原因,并回答被害人的提问,协调人则从中斡旋,直到最终达成一致的意见以及补偿协议。双方之间的和解可以在刑事诉讼之前,诉讼中或诉讼后的任何阶段进行,或者完全独立于司法体系,即使对于犯罪人已经在法庭上认罪或者被法庭判决有罪的情况,也可以适用双方和解的方式来弱化矛盾。

    (二)刑事和解的基础

    1、和合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和合”一词常常被人们引用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儒家“和为贵”的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和精华所在,在我国乡村民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和合文化的传统。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强调当事人主义,通过基层调解,通过亲属调解,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很多纠纷能得到很好的化解。但是在刑事领域,我们过去太多地强调惩罚意识,才导致了刑事和解作为一个完整的观念与制度只能从西方国家诞生。在刑事领域里,对一些可以通过非刑事手段或者非刑罚方法处理的案件,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劳民伤财大费周折,非把人送进监狱才算伸张了正义。我们构建和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在轻微的刑事犯罪的处理中,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利用和合文化的传统,让加害人深刻反省和道歉,以弥补受害人的心理伤害,让加害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既起到经济惩罚的功效,又能弥补受害人的一定损失。所有这一切都会有利于和强化整个社会对和合文化的恢复性认同。

    2、以人为本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传统的刑法观念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绝对权威,而湮没了个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诉求。在刑事司法中,不仅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对被害人的权益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不力,而且对犯罪人的权益保护也表现得更为漠视。刑事和解则将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作为和解的主题突显出来,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成为直接参与和解的双方进入到和解程序中来。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3、现行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是建立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我国的刑事法律虽然还没有刑事和解的制度性规定,但并不等于说一点不存在与此相关的内容。刑事实体法中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规定,刑事程序法中的相对不起诉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包含着一些与刑事和解相类似的成分 。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自诉程序中,有一套类似于“刑事和解”的调解、和解程序。这一程序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对于已经审理的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记录在案;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从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具有三方角色,法官作为调停人旨在促成当事人争议解决,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这些特点来看,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与自行和解具有刑事和解的雏形,与西方国家最初的刑事和解模式也极为相似。但与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相比,我国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与自行和解还是一种不尽成熟的和解形式,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第20 条中就明确将“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⑿。” 

    4、对轻伤害案件非刑事化处理的司法实践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基础

    二十世纪后期,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轻刑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 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当前,轻刑化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辩诉交易的个案和法院将庭外和解引入刑事案件的探索。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2002年以来将刑事和解制度广泛运用于轻伤害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轻伤害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如果当事人达成和解,就可以撤销案件、不起诉。

    二、程序与实体兼顾---刑事和解的双重属性

    (一)刑事和解是一种程序制度

    刑事和解首先是一种程序制度,可以存在于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社区服务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可以撤销案件、暂缓起诉或附条件不予起诉、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一种契约,启动和解程序的主动权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只有在被害人同意进行和解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这是契约本质的内在要求。

    (二)刑事和解是实体法上的一个量刑情节

    当刑事和解发生于审判阶段时,能否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是刑罚裁量的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情节。如果犯罪人真心悔过、认罪服法,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法庭将和解协议作为一个量刑情节,综合案情可以(或应当)考虑对犯罪人从轻量刑。

    三、报应与复合---刑事和解价值理念的转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提出,刑事和解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追求体现了刑事纠纷解决的轻缓化和效率原则,刑事和解适应了世界和我国的刑事司法潮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⒀。要实现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要做的是实现两大转变。

    (一)由国家本位价值观向个人本位价值观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国家本位主义刑法观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刑事司法领域奉行国家追诉主义,把犯罪看成是犯罪者个人对国家的侵害,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国家责无旁贷地通过监禁刑罚对罪犯施加痛苦来实现惩罚。国家司法机关只注重打击和预防犯罪,而对被害人的利益恢复或弥补则考虑甚少。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害人只有对于告诉才处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中,被害人才作为自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虽然理论上被害人享有诸多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但实际上由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及国家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绝对话语权决定了被害人的个人权利实现十分困难。正如有的学者分析:“刑事诉讼的本意是为解决犯罪冲突而设定公平的制度,刑罚的实施并不能完全替代受害一方对犯罪的个体反应。尽管国家投入巨资从刑事侦查到实施刑罚大包大揽的做法,被害人除了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以外,大多数的物质损失得不到补偿,精神的创伤得不到有效平复,高成本的刑事诉讼却未能达到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理想效果”⒁。国家代替了个人意志,国家在承担打击对付犯罪,为被害人伸张正义的同时,被害人实际上只是充当了追诉犯罪的工具。刑事和解则以个人本位主义为思想基础,在坚持犯罪是对社会秩序侵害的同时,也强调犯罪是犯罪者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可见要实现刑事和解在我国的成功移植,必须树立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

    (二)由报应正义向复合正义的转变。

    由于犯罪学知识的鲜有普及,我国多数公众对刑罚欠缺理性认识,与犯罪人有联系的大多数公众,尤其是受到犯罪侵害的公众,出于对犯罪的憎恨,大都崇尚重刑。必须承认,人类文明与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报应的超越,在现阶段公众的正义观念中,公正的报复与道义报应仍然是国家和社会必须对犯罪做出的正义反应方式⒂。但是,以恶制恶的报应主义观念并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而所谓复合正义是使受害人、犯罪人及社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一个以受害者为重心的刑法公义制度。与以国家和社会为重心的报应正义不同,复合正义强调通过补偿受害人因犯罪所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修补受害人因犯罪而形成的心理创伤,以恢复其原有的和谐和安全感⒃。刑罚从产生之初,就是作为对付犯罪的手段而存在的,但通过对刑罚不足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刑罚是建立在报应基础之上,其运作过程中并不完全忠于其所规定的目的,与报应正义相比,复合正义在重视社会秩序、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了被害人、犯罪人的个人利益,因刑事和解恰是复合正义理念的重要体现,要实现这一制度的全面移植,由报应正义向复合正义的转变也就成为理所当然。

    四、冲突与对接---刑事和解的利弊分析

    我们分析刑事和解制度的利和弊,是为了权衡利弊后扬利避弊,从制度上确保恢复性司法具有的预防、救济和恢复三种属性的实现,从而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从被害人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救济被害人由于犯罪造成的身心损害和物质利益的损失;二是恢复犯罪人的正常社会生活,恢复他再次融入社会的信心,消除社会歧视和“监狱化”趋势;三是恢复社区安全,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下面我们从三个目的来分析刑事和解制度的利和弊。 

    (一)实施刑事和解制度之“利”面。 

    1、实现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惩罚了犯罪分子,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完全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犯罪过程中已经被侵害,虽然犯罪行为已经停止,但是被侵害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得到修复,保护人民的目的并未完全真正实现。从完全的意义上讲,实现刑法的目的的标准不是唯一的惩罚犯罪,而是既惩罚了犯罪,又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包括精神上的安慰,物质上的补偿。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使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犯罪分子有悔罪诚意,向社会忏悔,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给受害人一定的物质补偿,犯罪分子有了悔罪诚意,能够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实质上也是惩罚犯罪的一种形式,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保护,有利于我国刑法的目的实现。 

    2、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客观上要求把人的生存本质、客观个性、道德标准及发展要求,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刑事和解制度正是把人的本性作为出发点,当被害人与被告人有了建立和解的客观愿望时,并且出自于生存本质、客观个性、道德标准的考虑,这就是人的本性的体现,法律提供了双方对话的机会,并在结果上尊重人的选择,是对人的尊重,通过和谐处置人的权利,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从归属上看法律不仅体现了打击犯罪,也具备了法律的人性化,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3、有助于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双方的协商、让步,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平息纠纷。我们知道刑事处罚后,受害人仅仅是出了一口恶气而已,多数被告人并没有完全认识过错,双方并未平息矛盾。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使社会关系良性发展,促使人的正常关系得到修复,其发展方向是向和谐气氛努力,是人良好愿望的争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称和谐社会为理想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只要社会当中有和谐的动机和理想存在,我们就应该支持这种主张,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的主张。 

    4、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 

    我国经济尚不发达,没有完整的社会救济制度,法院对于受害人爱莫能助。虽然我国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但是判决后实际执行比例很小,多数得不到经济赔偿,许多受害人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后,处于痛苦和贫困之中,国家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帮助他们恢复,社会保障制度救济又不健全,不能解决他们的最低要求。通过刑事和解可以使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弥补社会救济制度的不足。通过刑事和解不仅可以使被害人心灵创伤得到慰藉,同时也可以使得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赔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重新恢复。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不足这一难题,有着独特的弥补功能性作用。 

    5、充分体现维护人权的高度文明,体现从宽出路的刑事政策。 

    依国家职权追究犯罪,剥夺了被害人的权力,甚至任何主张的权力。按照“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如果剥夺了被害人的权力,人权与人的本性无法体现,作为国家代表公权力的刑事司法,对遭受人身、财产侵犯而渴望获得各种赔偿的公民,应当尊重,出自保护人权和维护人的本性,不能随意否定其自由选择处理纷争的权利,甚至不能取消被害人的发言权;如果国家采取完全的替代式职权追究方式,不让被害人有选择权和发言权,容易产生对法律处罚不满,实质上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怨恨转嫁到了国家以及法院,人们的不满成为和谐司法的最大障碍。因而,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问题解决方式的自由,这是人的本性、人权更高层次社会文明的要求。同时作为对被告人来说,我国的刑事政策有给出路的政策,如果被告人没有选择刑事调解的权利,与人权和给出路的刑事政策相悖,例如我国刑法给于被告人选择从宽出路的政策,如自首、坦白、如实交代等等。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作为一种刑事政策为被告人提供从宽出路,有了被害人与被告人自由选择解决纷争的方式,才有被告人选择从宽出路的机会。 

    6、节约司法成本和社会资源。 

    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被告人面对面地直接对话,化解情绪,在司法诉讼之前提供沟通、交流、化解的机会,如果达成了协议,法庭在程序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部分可以减去,更不用进入执行程序,同时对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有明确的认定,诉讼成本大为减少。相比较于严格、完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一种便捷的处分方式,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和社会资源。 

    7、促使社会向轻刑化社会发展。 

    当今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度发展,客观要求对犯罪的惩罚向轻刑化社会发展,它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犯罪人的改过自新。通过刑事和解制度的实现,对犯罪人而言,可以赢得被害人的谅解,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减轻其社会标签化效应;犯罪人从内心受到谴责,悔过自新,选择回归社会的道路;社会效果上讲有利于社区恢复稳定,从三个不同角度都反映出轻刑化的良好结果,各种利益之间产生了适度平衡,这就是轻刑化社会的客观目标,当今社会向轻刑化社会发展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标志,我们积极实现刑事和解制度,是顺应社会的轻刑化 社会的客观要求。 

    (二)实施刑事和解制度之“弊”面。 

    任何一项制度在其产生之初,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倡导构建科学的和解制度的同时,我们也能预见到,刑事和解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弊端,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能出现金钱赎罪倾向,有钱人犯罪有恃无恐。 

人们最担心的是“用钱买刑”的丑恶现象会死灰复燃,只要允许用经济赔偿减轻刑罚,是不是“用钱买刑”?用金钱赎罪应判的不判,该重判的轻判,可能使犯罪人应受到的处罚太轻,逍遥法外,从而得不到应有的教训,产生只要有钱就无所谓,甚至会有恃无恐,产生再次犯罪的邪念。这方面的担忧是有必要的,我们在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上,要防止加害人与被害人“用钱买刑”的不正当交易的形成,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和稳定。 

    2、穷人犯罪无法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只能用其它方式进行补偿,形成物质劳役和精神奴役。 

    相对而言穷人犯罪在人权上应当是平等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当然也要平等,如果有钱人当即兑现了经济赔偿,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那么穷人不能兑现,就不能免予刑事处罚,不能从轻、减轻处罚,无疑刑事和解制度就难于让人们置信是公平的,人们会怀疑刑事和解制度是为有钱人而设立的。如果假设当穷人犯罪后,对被害人无法当即进行经济赔偿时,犯罪人通过对被害人以后提供服务或协商一致的其它方式进行补偿,既包括物质财产方面,也包括精神人格方面作为犯罪人承担责任方式,这样会形成一种物质劳役和精神奴役。因此不能用提供服务或协商一致的其它方式进行补偿,可以考虑用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后,延期兑现物质赔偿,对犯罪人判决刑罚缓期执行,如果到期不履行,原判决刑罚执行。 

    3、少数被害人乘机进行讹诈被告人钱财。 

    犯罪人由于存在希望对自己的刑事责任减轻的心态,被害人可能借机讹诈财物,或者提出苛刻的条件,犯罪人容易无条件的接受,借机讹诈财物容易得手,这样对被害人是一种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也会严重影响。对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弊端,法律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物质赔偿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计算,不包括精神赔偿,否则法院不予以支持。

    结  语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讨论的热点,这两大热点都可以在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中充分体现出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刑事司法应当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冲突双方、有利于平息矛盾的司法框架,以刑事的和解促进社会的和谐。而且刑事和解制度从人权角度最充分地表达了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对权利的要求,以此同时刑事和解也是刑罚观从惩罚性转向恢复性刑罚观的转变的结果,它最有效地防止国家司法权的呆板和完全依国家职权追究犯罪,在节约司法资源的成本方面,国家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宽松的环境,充分利用当事方的资源,尽最大可能让犯罪人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以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罚的新趋势,其精神实质,就是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坚持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符合世界刑法轻刑化趋势。 

没有一项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制度的完善也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要不断改进形式和解制度,使之日臻完善与科学。

    参考文献:

    ①张立文著:《中国文化的精髓——合和学的考察》,《中国哲学史》1996 年第1 - 2 期,第43 页。 

    ②《道德经 》。 

    ③《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④左卫民、朱桐辉著:《谁为主体何为正义——对司法之主体性理念的论证》,《法学》2002 年第7 期;周成泓:《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以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5 年第3 期。  

    ⑤熊秋红著:《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第95 - 103 页。 

    ⑥唐力著:《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兼论“以当事人为本”之诉讼构造法理》,《现代法学》2003 年第5 期,第122 - 127 页。 

    ⑦, 唐力著:《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兼论“以当事人为本”之诉讼构造法理》,《现代法学》2003 年第5 期,第228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79 页。 

    ⑨吴宏耀、夏红著:《恢复性司法与刑事被害人保护》,高向武 《寸心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⑩Allison Morris, Critiquing The Critic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BRIT.J.CRIMINOL(2002)42,p.598.

    ⑾马明亮著:《协商性司法——一种新程序主义理念》,法律出版社,2007年5月.

    ⑿陈光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年9 月版,第8 页。 

    ⒀汤啸天著:《我国应当建立“和解不起诉”制度》,《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5期.

    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参加2006年7月21日—22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研讨会时发表以上言论。 

    ⒂梁根林著:《刑事制裁:方式与选择》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147.

    ⒃狄小华著:复合正义和刑事调解[ J ]. 政法论坛, 2003,( 3)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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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惠    

文章出处:商州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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